作者 王准 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师
宋代工笔花鸟画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以宋徽宗赵佶为代表的宫廷画院工笔画极大地推动了该画派的发展。此后历朝历代，从事工笔花鸟画创作者不乏其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自建所之初就形成了科学与艺术兼修的优良传统，涌现出以曾孝濂、萧溶、杨建昆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美术工作者。2025年8月8日，笔者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分别对曾孝濂、萧溶进行访谈，了解到萧溶的从艺经历及其父萧士英的创作历程。父子二人的花鸟画匠心独运，其突出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在云南及全国画坛都享有盛誉。
萧士英先生（1891—1966）
萧士英画作的家国情怀
萧士英（1891—1966），字尧丞。其曾祖萧培元为咸丰壬子（1852）翰林，叔祖萧应椿为光绪癸巳（1893）举人，光绪癸卯（1903）登经济特科，由此有“父子翰林”之美誉。萧士英出生在两代翰林的书香门第，受家学影响，童年时即开始学画并逐渐崭露才华。
近代中国艺术界的有识之士，面对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局面，流露出文化救国的热忱。他们游学欧美、日本，在努力吸收先进创作技法、理念的同时也对古代中国文化遗产流失异域而痛心疾首。于是，他们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抢救文化遗产、开启民智、振兴中华的责任。辛亥革命后，萧士英东渡日本，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习染科。他常常流连于日本各大美术馆、博物馆，这些地方收藏了由中国流入日本的历代书画，特别是八国联军侵华时掠夺的宋代绘画真迹，令萧士英在赞叹之余更难以释怀。他既痛心文化瑰宝流失国外，又发现日本美术界学习宋代工笔画法已十分娴熟，如不努力加以赶超，那么未来中国传统工笔画创作技艺恐有失传于国内之虞。萧士英下定决心，专攻北宋没骨重彩工笔花鸟画法，使其继续发扬光大而不至失传。于是遍访名家，观摩画展。悉心学习，兼收并蓄。在日本的三年里，名为学工，实则习画。经过刻苦学习，终于触类旁通，自成一家。
萧士英经过留学东瀛的历练，画风焕然一新。原云南省工艺美术协会副所长、著名画家陈蜀尧认为：萧士英的工笔画以宋元花鸟画重彩没骨画法为主体，在省去轮廓线的同时，直接以色彩渍染花瓣、叶片，然后再用彩色勾勒筋脉。并借鉴了印染料技艺的敷色技法，使画作色彩既明亮鲜艳又沉着典雅，层次感强，具有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的美感。萧士英尤善画牡丹，所画牡丹花色艳丽、雍容大度，时人誉为“萧牡丹”，其他题材诸如山茶、海棠等也都风姿绰约、活灵活现。
萧士英绘《茶花谱》与《循环图》
在高超的画艺之外，萧士英的作品始终饱含对国家、民族和全人类的深情。1945年抗战胜利后，先生在昆明举办画展，画展结束后，在闻一多、李公朴等各界名流建议下，萧士英精选《茶花谱》赠苏联元帅斯大林，《秋趣》赠美国总统罗斯福，《循环图》赠英国首相丘吉尔，并以《枫鹰图》赠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这些作品以丹青妙笔表达全国人民驱逐日寇，扫却阴霾的喜悦之情，也体现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正义事业的支持，是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伟大抗战精神在艺术界的一次集中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萧士英在党的“双百”方针感召下继续努力创作，以饱满的热情讴歌新中国之新气象，曾在建国十周年时为人民大会堂云南厅绘制由茶花、杜鹃、玉兰和报春组成的四条屏。萧士英1949年后的作品较之前多了活泼、热烈之气而一扫肃杀、凛冽之感，尺幅间洋溢着对新中国万象更新、今非昔比的喜悦、自豪之情。
萧溶先生
萧溶画作的古韵新风
萧士英在工笔画创作中精益求精，在培养后进人才上也不遗余力。其子女在父亲画风、人品的影响下也走上绘画道路。受家风影响，萧溶自幼便流露出对绘画的浓厚兴趣，在父萧士英悉心指导下，萧溶亦苦心钻研工笔花鸟绘画技艺。在入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之后，其画风在其父基础上又有长足进步。
萧溶很好地继承了其父萧士英的没骨花卉创作技艺，其动植物绘画构图巧妙，设色鲜艳，给人以清新明丽之感。所绘牡丹、茶花亦深得其父之风神气韵，显得古意盎然。而萧溶在继承其父画风的同时也因地制宜，推陈出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工作环境为先生观察、欣赏动植物尤其是花卉和鸟类提供了便利，再加上动物学、植物学有关领域的学习使其在绘画鸟类、花卉时，准确性、科学性亦不断增强。
著名文史学者，云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马文斗指出：“或许正是云南地处边远，本不需理会什么名门正宗、正统宗师之流，又得益于云南壮美的山河滋润，得以在因陈相袭的画坛开辟出一块自己清新自由的天地。”云南雄奇、壮美而又颇具神秘感的热带雨林给萧溶以独造新境的机会。萧溶在发扬其父萧士英没骨花鸟画之优长，以前人较少描绘的滇南热带植物入画，芭蕉、棕榈、鸡蛋花、榕树、犀鸟等动物植物跃然纸上。为梅兰竹菊或牡丹、荷花等传统花卉长期占据主流工笔画界带来一丝云南热带雨林的自然之趣、质朴之风，也为探索传统工笔画创作手法、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萧溶的画作兼具古韵与新风，在给欣赏者带来全新视觉享受的同时，更能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敬畏。
萧溶绘《版纳野卉》与《雨林深处》
文化自信与生态意识
对于如何发扬传统文化精髓又充分吸取现代文明理念，前人已有精辟论述。如鲁迅所言，坚持文学艺术民族性必须要摆脱的两重桎梏，一是“古国青年的迟暮之感”，“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二是对外国的过度崇拜，文艺界中人“舍了用惯了想来以为是‘永久’的标尺，另以各时代各民族固有的尺，来量各时代民族的艺术，于是向埃及坟中的绘画赞叹，对黑人刀柄上的雕刻点头，这往往使我们误解，以为要再回到旧日的桎梏里。”这一论述中的有关问题也在当下也同样具有现实性。
萧士英、萧溶父子的花鸟工笔画就摆脱了这两重桎梏。既不过度因袭古人而有食古不化之弊，也不机械模仿外国而失去传统文化根脉。而是在充分吸取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大胆创新、锐意进取。具有中国传统绘画风格的现代花鸟工笔画的创作，是文化自信的高度体现，也通过具体艺术创作实践，在生态文明不断受到重视的今天唤起大众的生态意识。
[本文系2023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科普项目“方寸间的大千世界：博物君子曾孝濂”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KPJ2023030]
（责任编辑 苏宇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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