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黄鹤权
据报道,近期内蒙古、青海、广西等多省区陆续推进公文抄袭问题专项整治,直指行政作风的病痛。但要根治公文抄袭,仅盯着“抄没抄”不够,更要从源头破解“为何要抄”的困境。
公文抄袭的危害远超文字层面的敷衍。作为上传下达的治理载体,公文本应精准反映实际情况、传递政策意图,一旦沦为复制粘贴的产物,政策针对性便会荡然无存。更严重的是公信力损耗,公众从错漏百出的公文中看到的,是部分公职人员对工作的漠视,对治理责任的推卸,这种隐性伤害比文件本身的失效更难修复。
抄袭之风表面是作风问题,深层是发文机制的冗余之困。不少基层干部坦言,有时一天要应付十几份文件撰写任务,其中不乏内容重复、意义不大的“留痕式”文件。当发文变成硬性指标,当完成数量优先于内容质量,套模板、拼素材自然成了省时省力的选择。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会将严控文件数量作为首要条款。
根治公文抄袭,需在质、量两端同时发力。在质的提升上,仅靠事后追责不够,更要建立全流程审核机制,明确公文起草、审核、签发各环节的责任,让抄袭行为无处遁形。同时要强化干部能力培训,通过调研实训提升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的能力,让干部有底气写出贴合实际的公文,而非只能依赖“拿来主义”。更关键的是在量上做减法,破除文山之困。要严格落实发文计划管理和总量管控,让基层干部从冗余的撰写任务中解脱出来,让公文回归“必要、管用、精准”的本质,从根源上压缩抄袭空间。
公文的质量从来与治理效能直接挂钩,唯有既通过制度震慑刹住抄袭之风,又通过减负减文山给干部松绑,让公文撰写回归为治理服务的初心,才能让每一份文件都言之有物、行之有效,让行政沟通真正充满力量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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