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兴林 中共玉溪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
大理国（937—1253年）作为西南边疆的重要政权，与两宋王朝（960—1279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展现出复杂而独特的面貌。尽管宋朝因历史教训和偏见对大理国采取谨慎的外交策略，长期拒绝大理国的政治臣服请求，政治联系相对疏离，但双方在经济、文化领域的互动却十分频繁。这种“政冷经热”的现象，既体现了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战略考量，也反映了边疆政权通过经济文化纽带主动融入中华文明的努力，深刻影响了西南边疆的整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本文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多维度解析大理国与两宋复杂关系的深层逻辑，揭示其历史意义。
政治关系：执着臣属与长期拒绝的悖论
大理国自建国之初便表现出对中原王朝的强烈归属感。段思平立国后，多次遣使请求宋朝册封，试图建立“君臣藩属”关系。据研究，大理国统治者前赴后继地请求宋廷册封长达150年，但宋朝始终以“尊王攘夷”为由推诿，11次拒绝大理国的册封请求，甚至地方官吏屡次拒绝其朝贡。
宋朝的疏离政策源于对唐朝灭亡的历史反思。唐因与南诏战争消耗了国力，宋为防重蹈覆辙，采取“守内虚外”策略。宋太祖赵匡胤更是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宣称“此外非吾有也”，实则这一传说系后世杜撰，意在掩盖北宋初期对西南边疆的消极态度。直至政和七年（1117年），宋廷才迫于战略压力册封段正严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但次年即因金兵南下无暇维系，双方政治关系始终未达南诏与唐的密切程度。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大理国的持续努力：从段思平至段正严，历代统治者通过朝贡（如进献犀甲、乐人）、联姻（与三十七部盟誓）等方式表达归附意愿，甚至在宋朝灭亡后仍沿用南宋年号，体现了强烈的“中原认同”。考古表明，云南通海县出土的大理国墓碑中，多见“大理国通海郡芳讳彦贲何观音保”等铭文，官职与地名结合，反映其政治体系对宋朝制度的模仿，却无中原册封的合法性标志。
经济交流：官方的选择性限制与民间的繁密交往
宋朝的疏离政策并未阻断民间互动，同时由于特殊的需求（如战争对马匹的需求），两宋王朝也未彻底“斩断”与大理国的官方贸易往来。川渝百姓为避战乱迁入大理，带来劳动力与技术；大理商人为规避官方限制，假借“自杞”“罗殿”等部落名义与宋贸易。这种“官冷民热”的格局，反映了两国统治者在地缘安全与经济利益间的微妙权衡。
贸易往来的经济基础。大理国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是双方发生贸易的基础。大理国的经济基础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统治者的积极经营。南诏后期因战乱导致的经济衰退，在段思平建大理国后逐步恢复。通过减税、兴修水利（如祥云县青湖工程、滇池金河与银河的疏浚），农业生产力显著提高。据记载，滇池区域精耕细作的农业水平已接近四川东部。据《南诏大理国兴衰史》记载，1074年成都商人杨佐入大理购马，发现当地汉人移民后裔使用蜀地农耕技术，梯田开垦“如中原之制”。经济作物如茶叶、药材（天麻、三七、当归、龙胆等）的种植规模扩大，不仅能满足本土需求，还有盈余可与中原贸易。手工业方面，大理的金属冶炼技术尤为突出，其铸造的刀剑、铠甲（犀牛皮甲）以精良著称，成为贸易的重要商品。??
茶马贸易的长期兴旺。马匹贸易是双方经济互动的核心。大理国盛产马匹，北宋为应对北方战事长期需求马匹，于是在四川黎州、泸州等地设博易场，专购大理马匹。崇宁五年（1106年）仅黎州一地交易量即达五千匹。南宋迁都临安后，贸易重心南移至广西邕州横山寨，形成三条主要商道（经贵州兴义、云南文山等地），大理马成为南宋军需的重要来源。尽管大理马体型矮小，但其耐劳性适合运输辎重，且价格仅为西北马的半数，具有显著成本优势。
贸易网络的拓展与多元商品流通。除马匹外，双方贸易商品还涵盖药材、茶叶、纺织品（羊皮毡、毛织品）、金属制品（刀具、佛像）等。大理国通过“西至身毒道（今印度）”“东南至交趾道（今越南北部）”等交通线，将东南亚的香料、象牙与中原的丝绸、瓷器串联，形成区域性国际贸易网络。值得注意的是，宋朝对大理的贸易支付以金银、布匹和食盐为主，而茶叶因大理自给能力较强未成为主要交换物，这一细节折射出边疆经济的独立性。
使团贸易与大理国官方的经贸介入。宋与大理国的“政冷”不等于官方经济交往的断绝。大理国频繁遣使携带麝香、药材等特产入宋，宋则以丝绸、瓷器回赠。据载，政和六年（1116年），大理使团携“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至开封，宋朝“优赐金帛”。据考古资料，云南玉溪通海县发现的39通大理国火葬墓碑中，5通明确记载墓主参与商贸活动，如“彦贲苏意海”曾任通海郡贸易官员，印证经济交往的官方化。
文化认同：儒学、佛教与郡望现象
大理国对中原文化的吸收远超南诏，形成“制度仿宋、信仰融合”的文化格局。
儒学与科举的传播。尽管宋朝拒绝正式册封大理，但儒家文化仍通过民间渠道传入。大理王室主动引入、学习汉文典籍，段正淳曾遣使求赐经籍69部，宋哲宗赐予药书62部；段正严（段和誉）时期也多次遣使求取儒家经典，并仿中原制度设立官学。元初郭松年《大理行记》记载了大理地区“释儒”阶层（通佛儒的学者）的存在，表明儒佛合流的文化形态；《大理行记》还记载，大理“言语书数，冠婚丧祭之礼，略本于汉”，甚至仿宋开科取士，选拔儒生为官。此外，大理国汉字碑刻（如《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的发现，证明汉字在边疆行政与文化交流中的核心地位。
佛教的本土化融合。大理国以佛教立国，其佛教艺术深受汉地影响，同时融合本土特色。大理崇圣寺三塔的建筑风格兼具唐风与白族特色，工匠多来自四川，寺内藏有宋代佛经抄本，印证了佛教文化的双向传播。统治者大量铸造金属佛像，并吸收宋代禅宗思想，形成独特的“滇密”体系。大理国主动引入佛教经典，南宋时更获赠佛经1465卷，藏于五华楼。剑川石窟“药师祥”“观音姑”等名字，反映佛教与本土信仰的融合，而佛教典籍的汉文译本进一步强化文化趋同。
郡望现象与族群认同。郡望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文化现象。“郡”是在春秋时期出现并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的行政区划，“望”是指门阀望族。郡县制度盛行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家族制度中的门阀世族制度盛行的阶段。门阀望族往往具有其他家族所没有的身份和地位，为了标榜这一特权，这些望族往往在姓氏前加上所居住的郡名，从而形成“郡望”，如陇西李氏。自唐后期开始，由于“郡”一级行政区划被废除，加之受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变迁的影响，郡望渐渐地不再具有地位象征，而成为相关姓氏的代名词，只要姓李，皆可称陇西李氏。通海出土墓碑中，“陇西李氏”“天水赵氏”等郡望命名占28通，占比85%，揭示大理精英阶层通过追溯中原郡望构建身份合法性。段氏王族更将祖源附会于天水氐族，以“天水郡”命名辖区，彰显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民间层面，四川汉人因饥荒迁居大理者甚多，如《护法明公德运碑》记载，一位宋朝进士流寓云南16年，受大理贵族礼遇，成为文化传播的桥梁。
技术交流与工艺创新?。中原先进技术通过移民和贸易传入大理。南诏后期迁入的汉人带来冶铁、水利技术，大理国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独特的甲胄制作工艺（如象皮涂漆铠甲）。宋代瓷器制作技术也影响了大理陶器风格，近年考古发现的青釉瓷器带有耀州窑特征。与此同时，大理的药材种植技术（如三七人工栽培）通过商队传入中原，丰富了宋代医药资源。?
军事缓冲与地缘平衡
大理国与宋朝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军事缓冲与地缘平衡，双方在军事上一直维持着一种“默契”的和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地理和历史因素制约。大理国占据云贵高原，拥有高原阻隔和长江上游天险，易守难攻，周边政权军队很难攻打云南。而宋朝如果要进攻大理，需要跨越山川险阻，面临后勤补给等诸多困难。同时，大理要进攻宋朝，也因地理因素存在诸多不便。从历史因素看，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南诏反唐的教训以及当时立国未稳的客观环境，与大理国划江而治，大渡河成为双方默认的边界，使双方避免了因陆地接壤而可能引发的冲突。
中间势力缓冲。在宋朝与大理国之间存在着一些民族部落和政权，如“昭通乌蛮诸部”。这些部落有时既听命于宋朝又臣服于大理，多数时间处于独立状态，成为宋理之间的缓冲地带，减少了双方直接接触和冲突的机会。侬智高事件（北宋时期壮族人民反抗宋王朝的武装斗争。侬智高曾建立“大历国”“南天国”，与交趾的李朝相抗衡，曾数次请求归附北宋但遭拒绝，于是起兵反宋）后，双方虽陈兵边境却也未爆发战争。
地缘平衡。宋朝因北方有强敌契丹、西夏等，无力顾及西南，故采取收缩政策，对大理国较为冷淡，所谓“北有大敌，不暇远略”。大理国国力较弱，且受佛教和儒学思想影响，自其建立就基本采取内守政策，对外无扩张野心，双方均无意打破地缘上的平衡，形成“互不侵犯”默契。
大理国与两宋的交往，是边疆政权与中原王朝共生关系的典型案例。当时的政策并未阻碍经济文化的深度融合：马匹贸易支撑了宋朝的军事防御，佛教与儒学塑造了大理的文明底色，而民间自发的技术传播与人口流动，则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解。这段历史提示我们，边疆与中原的互动不仅是资源的交换，更是文化认同的建构过程，为理解古代中国“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重要视角。正如《南诏大理国兴衰史》所言，这种交流“推动边疆与内地牢固结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典型范例”。
（责任编辑 苏宇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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