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俊勇 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现代化事业面临新的条件和约束的情况下，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面临着复杂形势。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并剖析其内在动因，对于如期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明创新型生态文明建设模式
梳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历程，首先要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的生态治理模式特征。本文提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模式是文明创新型模式，要真正理解文明创新型模式具有什么样的中国特色，以及为什么有发展前景，对人类有何借鉴意义？需要从历史的横向与纵向对比中给出答案。
西方率先开启了人类的工业革命，这期间创造了惊人的社会生产力，人类也跨入了机器文明时代。在对待自然生态观念上，人类摒弃了对自然的尊重，将自然环境单纯视作可供无限开发的资源库，由此造成了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枯竭，并已经演变成一场关乎人类生存的危机。在此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西方掀起了一场全社会的环保运动，这场运动将环境问题提升为全球核心议题，并通过制度化和公众动员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在这一成绩背后，也隐藏了其内在的冲突与局限性。首先是潜在的“绿色殖民主义”或“生态帝国主义”倾向。其次是中产阶级主导的“精英化”与脱离群众。再次是行动上的激进与妥协并存，导致效果争议。最后是技术乐观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局限。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发展出更高类型的文明和具有建设性发展力量的文明，才能真正超越旧的发展模式，抵挡住具有侵略性文化的掠夺。中国式现代化在传承中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塑造出具有当代特质的文明新范式。这一发展道路的鲜明特征体现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其核心内涵中包含着独树一帜的生态价值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理论在探寻新型文明中不断体系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也是在新型文明探寻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文明创新性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作为一种超越西方环保运动、环境治理的模式，具有内生性质。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入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强调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这也是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独特之处，它强调的不是二分世界，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由此，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与西方环保运动不一样的传统文化根基。
“两个结合”为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现代转型确立了实践指南。从理论维度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独具特色的环境治理模式；从文化维度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优秀传统生态理念相贯通，使古老智慧焕发时代活力，融入科学内涵。天人合一、生态共同体、绿色发展等核心理念，构筑起中国特色的生态理论体系。因此，具有文明创新特质的生态发展路径植根于中华传统智慧精华，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形成了环境治理与经济社会协同推进的独特范式。
二、文明创新型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的特征
文明创新型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具有四个方面特征，这些特征也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的重要经验。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障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一领导核心不仅决定了国家发展的根本性质，更深刻影响着未来走向和历史进程。我们党创造性地将科学社会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党中央对此作出了前瞻性判断和战略部署。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我们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这表达了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一经提出，便清晰界定了中国与西方在环境保护领域的本质差异，这种创新性的发展理念成为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标识。
（二）尊重客观规律是方法论
生态文明建设是对辩证法客观规律的遵循。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社会实践必须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展开，不能脱离自然发展的逻辑轨道。生态文明建设所尊重的不是单一规律，而是一个规律体系。生态文明建设绝非简单叠加技术手段或政策条文，而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系统性重构的过程。这一实践充分体现了辩证思维中“对立统一”“普遍联系”和“量变到质变”等核心原理在生态治理领域的具体运用。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深刻把握生态规律，拓展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论维度，为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新的内涵。
（三）严密的制度体系是根本保障
构建完善的制度框架是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键所在，能够为生态治理实践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这一制度的创新既源于我国在生态保护领域的实践探索。将生态保护工作纳入规范化、法律化框架，建立权责明确、多方协作、奖惩结合、体系完备的生态治理机制，是我国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实践。这一不断完善的制度架构，犹如为自然生态构筑了牢固的安全防线，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向绿色发展全面转型的重要支撑。这套日益严密的制度体系，如同为生态环境织就了一张“保护网”，为绿水青山筑起了一道坚实防线，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根本保障。
（四）走绿色发展道路是目标方向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能够从本质上化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拓展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进的路径。绿色发展的本质内涵是什么？绿色发展并非简单的环境治理，而是深层次、全方位的制度性革新，其核心是“发展”，关键是“绿色”。我们并非抵制进步或延缓进程，而是致力于实现更具效益、更持久稳定、更可靠安全的发展模式，其关键在于将“绿色”作为发展的底色、前提和评价标准。
三、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前瞻性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的时代特征赋予了生态文明建设新的历史使命。
（一）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挑战
就生态文明建设而言，我们面临几个方面的严峻挑战。一是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这使得一些地方放松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而不去寻求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二是人口减量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带来的变量。当前，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关于人口下降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短期看有利于缓解环境压力。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目前正处于城乡融合发展、城市群一体化等推进阶段，这将会为生态环境带来一定压力。三是消费不断升级。当前我国消费升级趋势明显，这也会带来区域间环境压力的增大。四是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带来的环境压力。中西部部分地区生态脆弱，化工类高能耗项目的落地将会为西部地区带来生态环境压力。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挑战还包括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环境整体性与治理权力分割之间的矛盾、全球化与全球环境压力之间的矛盾等。
（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展望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任务。我们要深刻领会“生态环境全面改善”的内涵，在绿色低碳发展、污染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应对、维护生态安全等方面作出关键性行动，为2035年生态环境实现根本好转奠定基础。
1.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把握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的“五个重大关系”，认真落实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六项重大任务”，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在绿色发展方面，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基本建立，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广泛形成，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取得显著进展，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进入绿色低碳轨道，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在科技创新方面，以人工智能顶层设计为先导，推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在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绿色转型中的应用；推动环境治理技术向低碳化、资源化、生态化方向发展；提高生态环境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在制度保障方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强化生态环境督察执法，完善生态环境法规标准政策。环境质量，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维护生态安全底线方面，加强生态安全系统防控，重视土壤和地下水保护，守牢饮水安全，确保核与辐射安全，严密防控环境风险。
此外，要与国家重大战略对接，包括推进生态中国先行区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要体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特点，紧扣三个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国家战略定位，因地制宜，抓好落实。
2.完善环境治理制度
当前，环境治理还存在制度薄弱等问题，例如部分地方在水资源管理、垃圾清运等方面存在管理职责分散、部门间工作衔接不畅等问题；跨省界存在流域污染、大气传输等问题；区域联动不足，缺乏强有力的跨区域协同治理和生态补偿机制。为此，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不断完善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
新兴领域的监管问题。对新出现的环境问题，法规标准更新滞后，监管依据不足。针对新污染物，尤其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及内分泌干扰物等，当前所实施的系统性监管法规与标准体系还不健全。应进一步探索全国碳市场相关制度、碳足迹管理规则，细化部分新型噪声源（如某些新型社会活动噪声）的管控措施。
基础设施与基层投入。部分领域环境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运营的制度和资金保障不足，设施建设不健全；部分区域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建设滞后，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建设管理存在差距，雨污分流改造推进缓慢。资金保障机制不健全，一些地方在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长效运营维护方面，存在资金短缺、过度依赖财政投入等问题，稳定的付费与资金保障机制有待健全。
监督执法与问责。基层监管能力薄弱，部分领域执法不严，问责机制效能有待提升。基层执行与监管漏洞，部分企业存在违法排污问题，部分地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存在弄虚作假行为，日常监管存在薄弱环节。部分区域存在垃圾无序倾倒、违规处置问题；地方对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的整改不到位，或整改不彻底，存在“纸上整改”现象。
不断完善制度，亦面临地区发展不平衡、技术支撑要求高、多方利益协调复杂等多方面挑战。因此，需加强政策的系统性设计、鼓励创新与先行先试、运用科技赋能监管、进一步推动多元共治。
[本文系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与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8JDSZK08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苏宇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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